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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投照在中国城市兴奋而激动的面庞的时候,也投照在中国广袤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无数破败墙体上,粗大的标语更加刺目——

  “刚到乡镇工作的时候,能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时候,我是有抱负的。可是到了90年代,年纪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工作经验增加了,但是事情却办不好了。到处得罪人,只有欺侮农民。”

  但是李昌平既没有感受到 “迎接新世纪”的欢乐气氛,也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这些标语。他正开着一辆“桑塔纳”到处游荡。他是在“郁闷”中进入2000年第一个黎明的。

  时任柘木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虽然远在数百公里的武汉学习,但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要求他“自请处分”。于是李昌平写下了辞职报告,虽然事件调查组的成员说这是监利县委的“丢卒保帅”之举,但是在李昌平的报告里没有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充满了“负罪感”,“和朱长仙的生命相比,给我这个党委书记一个处分算得了什么呢?”李昌平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使得“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的税收,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事务逐步下放给基层政府。农村教育、医疗、生产资料等成本的增加,导致农民负担很重。而越来越多的吃财政的干部都要工资,“我们只能找农民要,所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李昌平说。

  那还是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也是一个热情勃发的时代。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中国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那时候,农民收入持续上升,农民收益一是靠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增产增收,二是靠非农业收入,包括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

  精简机构、清退编外人员、减轻农民负担、治理乱收费……今天的人们把这些都称为改革,而且给予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疾苦的李昌平从不否认自己的农民情结,但是他对自己当年的改革评价并不高,“一切都是逼出来的,上面不给钱,不改不行了”。

  “年关”如期而至。这位新任党委书记终于借来一笔钱。他拿出干部名册,不论级别高低和资历深浅,每人发两千元,另附一张“白条”。

  在一些人眼里,他是英雄;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是失败者。因为李昌平被迫辞职离乡、南下打工去了。

  这一年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将其在黄河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结集为《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并出版;第二年,于建嵘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出版;2002年,李昌平出版了 《我向总理说实话》。这些关系“三农”的书籍都引起不同程度的轰动,“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学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话题。

  初夏,这封近万言字的建议信发向了公社党委直至党中央。因为文中有“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之语,故又名《一叶知秋》。这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各级工作组接踵而至,杨伟名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文革”中,杨伟名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5月5日晚同妻子双双服毒身亡。

  从官员的立场上来看,连续多年行此寅吃卯粮之举,实在是掩盖财政破产危机以及维系官员生存的无奈之举。当时,所有本当由政府举办之事,诸如维护道路、扩建学校、修复被洪水摧毁的坝桥闸渠、建设县城宾馆和机关干部住宅、购买官员轿车等等,全都不能实现,甚至连干部工资也不能按期足额发放。征税期限不符合生产周期,适逢乡村青黄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产资金的季节,政府与民争利已成常态。虽然前一年监利南部十个乡镇遭遇水灾,颗粒无收,湖北省委书记已经明确要求给灾区减免税费,况且“灾民免缴皇粮”在我们国家也是自古而来的传统,可是在二十世纪末的监利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因为如今的农民“税费”并非“皇粮”,而是地方官员的衣食,所以监利不仅不肯减免,反而要求农民提前缴纳。

  凭着对家乡父老的了解,他知道这李家老太和侯家老汉永远不会是那种“刁民”,可是就连他们也是怨气冲天了。一个说:“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另一个说:“这个政策要变一变,再不变,老百姓可是没法子生活了。”这场面令李昌平震撼,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农民太苦了!太可怜了!面对他们,我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是农民对官员的敌对情绪。看来他过去听的那些报告并非实情,下级糊弄上级,而他的上级不是真糊涂,就是在装糊涂。

  1983年,二十岁的李昌平从湖北省机电学校毕业后,回到洪湖边的家乡——周河公社工作。两年后,李昌平被任命为监利县周河乡党委书记。

  从第二年起,国家对乡镇企业采取“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减少了税收、信贷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措施,政策上也明确规定“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应主要靠农民集资筹措”,“进一步提倡乡镇企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农副产品和当地原料加工”。乡镇集体企业、村办企业从银行贷款变得十分困难。同时,国家给予沿海地区很多外企“超国民待遇”,这对于内地乡镇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走在正月里的农村,他看到的不是过年的喜庆。一些农家的大门紧锁,悄无声息,主人都在外面打工,过年也没回来。另外有些农家有人声,但不是笑声。“到处都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这位党委书记的“桑塔纳”也被拦下。农民说想搭车,他一点头,就挤上来五个人。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一个人说:“你们当官儿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他有点不相信,觉得这些人也许就是城里人常说的“无赖”,或者是官员们口中的“刁民”。

  那封4000多字的信发出还不到一个月,中央调查组就来到了监利县。调查没有找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洽,走访村民,发现情况比信中所反映的还严重。在阅读了调查报告后,朱基总理批复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误信了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也对调查报告作了批示,强调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62年春天,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写下《当前形势怀感》。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面对 “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在文中,杨伟名概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 ‘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他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但是,就在“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飘荡全国的时候,身处田野的李昌平却知道,事情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柘木乡茶卜村有个妇女朱长仙,也被勒令交出八百元。她搬出省委书记“受灾免税”的承诺,要求政府先行退还去年拿走的八百元,至少也应将那一笔钱用来抵交眼前税费。这一要求从制度和道理上来说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笔钱早被官员花完了,登门的收费干部当然不允。于是发生口角直至肢体冲突,干部在盛怒之下将她的丈夫捉起来,关到小学校里,说是“办学习班”。朱长仙当即喝农药自杀,她的尸体被农民抬到乡政府。然而这还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七天之后,在监利县的另外一个村庄,一个小学教师也因不堪沉重税赋而自尽。这两件事情恰巧发生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前夕,牵涉政治大局的稳定。所以当日就有指令传达下来:“从重从严从快”惩处肇事官员。

  1997年春季,监利县政府颁布命令,要属下农民将全年税费的四分之一在当年5月缴纳。按照既成制度,税费本该在收获以后交纳,监利县此举显然违背成宪,但是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

  然而一路上的情景却让他泪流满面。“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不管是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人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装人,直到装得不能再装为止。”

  但化解债务、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无一不是与利益集团做斗争。李昌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他成为了该县“不稳定的核心”。来自地方的庞大调查组使李昌平陷入尴尬的境地。他终于不能忍耐,辞去党委书记职务,而且决心选择离开家乡。后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给朱基总理写信时是抱着希望的话,那么,辞职时是绝望的。”

  李昌平执政下的周河乡几乎村村有渔场,每村每年从每个渔场提留一二十万元。乡里有农工商总公司,下面有八九个企业,从事农产品的加工、营销,农业生产资料(桐油、油漆、渔网等)的生产,以及服装生产等等,乡镇企业的年上缴提留达几十万元。

  在 《我向总理说实话》的前言里,李昌平写道:“回首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无数次下地狱”,“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晚了,上苍不原谅我。”

  这一时期也恰恰是中国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阶段。1988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495万人,这是邓小平也没有预料到的收获。“那时候,乡镇企业为什么能蓬勃发展?因为那个时期的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后来,离开家乡的李昌平在对中国近六十年的土地政策进行研究后认为,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

  然后他回过头来,付给堵在门口的债主们利息。“本金?一定还,一定还。政府不会欺骗人民!请放心,请放心!”言之凿凿。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本金什么时候能够还上。

  信写完了,心情平静下来的李昌平在犹豫中过了三个星期。党的制度虽然允许任何一个党员直接上书最高领袖,但李昌平知道,这个举动不会被他的上级原谅。他对上级仍然抱着一点希望。可是在县委随后召开的一次宣布当年农民的税费数量继续上涨的会议上,当他直言不讳地说农民负担过重并引发了恶性循环后,却无人回应,县委书记甚至说:“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当年6月,湖北省决定在棋盘乡、监利县进行改革,“取得经验,在全省推广”。2000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的大幅报道,使得李昌平成为一个新闻人物。《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称他是“一个时代的发言者”,还说“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为它的命运而殚精竭虑的发言者”。

  当他走进角湖村党支部书记李先进的家时,他发现这位少年时代同学的家仍然是两间熟悉的瓦房,那还是十五年前盖的,已经破败不堪,仿佛随时就要倒塌。十五年前这位同学结婚时置下的黑白电视机,今天仍然是他家最值钱的电器。李先进的母亲虽然只有六十岁,看上去却像八十岁的人了,让他不敢相认。“过去只愁没有粮食吃,现在好了,粮食不珍贵了,愁的事也多了”,这老太太说,“愁孩子读不起书,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税……”。不过李昌平知道这是真话,他上任这两个月来,亲眼看着他的亲姑妈和亲姑爷有病不治,慢慢死去,还亲耳听到侯王村的侯家老汉1999年交了七百元的“人头税”。他的上级说,这“人头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侯家老汉跑了十几里来找李昌平,只为了问一句话:“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198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从此,农民要办企业,必须到城里的工业区去,农民使用土地办企业,要经过“国家审批”,先将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再高价买回来。这不但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的权利,也限制了乡镇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37岁的李昌平还不知道杨伟名这个人,更不知道他的未来命运。此时他只想选择一个人倾诉自己的话。“最终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他后来在一本类似自传的书里回忆这个晚上的情形,“当我提笔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我的眼眶”。

  李昌平更直接的感受是,乡镇部门开始增多了,工商、税务、渔业、林业站等等建立起来,每个部门都靠创收存在。开始周河乡政府只有八九个干部,可是到1993年李昌平担任周河乡的党委书记时,他发现,吃财政的干部已经超过了百人。

  这是他出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第二十四天,再过一个月就是农历春节,可是他手里竟然没有一分钱,只有一个黑黑的大窟窿:乡政府债台高筑,不是欠银行的——银行已经不敢借给他们了,而是从私人手里借来的高利贷。好多人围着他讨债,他只能说好话、陪笑脸。然而,面对乡里的三百六十一个工作人员,空话和笑脸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

  1996年,李昌平的改革在周河乡取得显著成效。三年前,该乡是监利县经济最落后的乡镇,是年,该乡成了全县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财政收入进入全县26个乡镇中的前五名。李昌平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全省优秀党员。但是,他却遭到了全县执法收费单位的集体发难。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一旦他被调离,一切又立即恢复到原样。

  ”中央政府税收体系中没有这个名目,可是干部执行此项制度却格外认真。”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每年从农民那里弄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的,因为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官员本来是按照土地摊派税赋的,现在只好转而按人丁摊派,叫做“人头费”。”在闪烁的灯光下,李昌平写出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他告诉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理朱基,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因为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种田亏本。“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丧失劳动力的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地交几百元的‘人头’费。如此年复一年,政府的债台愈高,百姓积怨日深。“这样下去,党的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啊?”李昌平感叹:“现在真话无处说,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于是去借更多的高利贷,去农民头上搜刮更多的钱来还债。

  在辞职报告里,李昌平这样写道,“如果给我处分能促进中央政策的落实,能让农民相信党,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可是事隔三年,当他回到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时候,却发现他所担心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观,反而更加严重。